新艺术运动在中国，看似复燃，实则僵死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最起码对于中国艺术界和设计界来说，这事儿足以让他们把脑袋塞进裤裆里沉思一下，当然，如果他们还知道羞耻的话。日前，各大媒体在显著版面刊登了“《泰晤士报》评选出正在建设的十个最大最重要建筑工程”，中国的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址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等三大建筑榜上有名。可是，这三大建筑没有一件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不仅仅在于建筑，还有家具设计、商品设计，甚至就连最近798工厂等都受到质疑与批评——因为他们正在兴起的中国新艺术运动中，他们忙于体现自己的个性，进而一盘散沙，哗众取宠；面对国外新艺术的掘进，他们一脸不屑，怨天尤人……还有一些大学教授、理论家，喊出口号，提出概念，总想左右别人的思想，但是自己却陷入了空台独唱的境界。如下是我的一些调查，或许，能说明一些什么，或许能为中国的新艺术运动提供一些反思。抽风的教授：提概念，喊口号，然后寂静无声！所谓新艺术运动，“新艺术”风格的流行时间大约从1880到1910年左右，是指当时在欧洲和美国开展的装饰艺术运动。新艺术运动以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为中心，波及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许多国家在短时期里都出现了新艺术现象。不过，当“新艺术运动”在欧洲日薄西山之际，其影响在中国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此次，新艺术运动的提出、发起或者说吆喝者应该有这么几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方晓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梁梅、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袁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杨冬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贾玺增和李当岐等，概念提得很好，也很有见地，但是老几位提出了之后，就再无声响。有人说，在这些口号与概念跑出来后，这些个教授却不知道哪里去了，原本一个抓住了时代发展需要的中国艺术复兴机会，在被“中国新艺术运动”拔高后，就被晾在了一边。或许，教授们原本就是想提出来，大伙看着办吧！如此态度，原本就与新艺术运动的一些思想相违背。癫狂的艺术从业者：玩个性，拜金钱，大局观念成了他们的禁忌！其实，我们的新艺术运动是有着火种的。比如，目前出现的中国当代艺术集中区域。早先的圆明园画家村，那里曾经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一块里程碑，从那里走出的方力钧、岳敏君等画家，也都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风云人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圆明园画家村已经于 1995年被拆，当年有很多艺术家为了创作的自由来到这里，使得这里在上世纪 90年代变得十分热闹，但后来也变得有些复杂，用栗宪庭的话说：其实很多人都画不下去了，像赶庙会一样，圆明园画家村成了旅游的地方。于是，艺术家开始迁徙。现在，艺术家聚居区多了起来，北京及其周边就有了花家地艺术区、通州滨河小区、宋庄小堡村以及名气越来越大的 798艺术区、索家村国际艺术营以及费家村、香格里拉、草场地艺术东区、艺术文件仓库等等，包括现在的北湖渠酒厂艺术园，已经形成了十多处大大小小的艺术区域。毋庸置疑，中国的当代艺术现状正在产生新的变化，正在重组新的艺术生态格局。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他们的颓废，特别是在新艺术运动中，他们显得格格不入。对此，艺术家陈丹青认为，目前这些工厂的当代艺术的传播渠道有问题，信息不共享，艺术家和公众不互动。中国最大胆的艺术创意在北京，但它存在于一个暧昧的空间，一个有活力的边缘地带，艺术家村形同孤岛，不利于艺术的发展，北京需要给它面对公众的机会。可以说新艺术运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艺术家们要在艺术创作中坚持个性，在与公众的交往上放掉个性.有艺术家表示，只有群体发展了，个体才能发展了，如果在这场新艺术运动中，艺术家们能够自觉地参与进来，让中国的新艺术运动达到一个高潮，然后留下一些什么，这有利于艺术家们的创作与创作环境。比如，纽约政府对艺术家，一是不管，任他们自由创作；二是给政策，保障他们的创作条件。比如苏荷区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个废弃仓库区，廉价租金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包括安迪·沃霍这样的大艺术家在此工作、居住，租金很快面临猛涨。怎么办？政府为此专门立法，把苏荷区设定为永久性文化区，税收和租金固定在一个低廉的上线，以防止这个自然形成的文化村落变味、贫困艺术家被驱逐。那么，我们在艺术创作上的成绩，是否可以触动政府的政策倾斜呢？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当多数大规模的艺术创作都可供市民群众参观欣赏，使艺术作品更能发挥其社会功能，新艺术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城市政府的支持，而艺术家主要通过作坊培养的教育体制也加强了他们与社会基层的联系，新艺术左右逢源的迅速发展又促进了雅好艺术思维的社会素质和广大市民深厚热烈的审美情感，并且形成对新艺术的推动和互动。或许，我们的诸多变革都或直接或间接汇聚于促进新艺术运动的成功，而新艺术也会凭此多面来风的非凡历史机遇实现了空前绝后的辉煌。在此愿听各位高人发表见解，以振兴中国之现当代艺术……------------------------------------------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