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加息必要性】　　通胀程度不可预测　　【加息大讨论】　　遏制通胀谨防折中 加息优先"数量论调控"　　机构加息预期浓厚　　以加息和放松信贷管制挽救股市　　国际热钱试探性吸货 对冲基金狂赌中国加息　　【加息后影响】　　若加息则A股业绩增速将继续放缓　　当前加息可能面临高风险　　加息预期传言打击股市　　通胀压力加大 央行加息预期升温　　汇添富基金基金表示，上周四，发改委出人意料的提高了成品油价格和电价，打破了奥运前不提价的预期。在CPI还处于高位，PPI 还没有明显回落的时期，进行电价和油价的上涨。如果因为要素价格上涨，带来全面的通胀上涨压力，市场上加息的预期有所提升。特别是现在欧洲和美国的央行均明确表达了加息的意图。　　建信基金认为，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的反弹已经以最终跌破"政策底"而结束，也许找到"市场底"仍然需要一段时间。短期内市场信心的溃散和流动性的下降是毋庸置疑的。困扰市场的其他两个主要问题仍然难以明确：经济减速并引发上市公司盈利增速下滑；通胀回落能否稳定而持久。同时考虑到八月份大小非解禁的压力又将加大，市场可能提前作出反映。上周末在美国出访的周小川表示，央行也许会制订"更有力"的政策，以应对通胀可能受油价上调的影响而加剧的情况。加息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富国基金认为，目前政府仍以通货膨胀为首要关注目标。尽管根据前面的分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国外，但毕竟国内经济过热（特别是07年）也是国内通货膨胀的推动力之一。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政府仍将会以通货膨胀为首要关注目标，并以适度紧缩国内经济作为代价。（全景 雷鸣）　通胀程度不可预测　　中海基金表示，高油价、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高通胀、宏观调控、从紧的货币政策，在一系列的不确定面前，A股市场正在通过持续的下跌来释放对未来经济下滑的担心，市场的预期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CPI、PPI的持续走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逐步传导到实体经济的盈利上，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已经逐步走向悲观，指数的持续下跌是对预期改变的最好诠释。　　金元比联认为，短期来看，油电价格的提升，一定程度缓解了企业亏损的压力，走出了前段时期的低谷，但价格管制的取消，无疑加大了通胀的压力，油、电虽不及食品、粮食是人们的直接生活资料，但其中价格的相互影响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由此引起的物价的上涨，必然也会导致通胀加剧。　　南方基金认为，本次调价在时间上超出预期。本次调价也反映了政府的决心，未来会进一步理顺能源价格。此次上调成品油价格，能缓解炼油亏损，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中国成品油价格再提高1000元/吨，可能才会对国际油价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南方基金认为油电价格偏离其合理价格较远，后期还有上调空间。　　国投瑞银基金认为，在诸多决定后市情况的主要因素中，非常关键但难以预期的因素仍旧是通胀率，因此，后市的整体投资策略仍在于：投资可有效抵御通货膨胀的品种，同时，可在中国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产业中，寻找业内占据最大市场份额的企业，或者具有独特竞争优势、价值被暂时低估的企业，以期在资产保值的前提下，不放弃获得超额的投资回报的机会。（全景 雷鸣）遏制通胀谨防折中 加息优先"数量论调控"　　美联储6月25日议息会议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2%的水平，这一结果毫无悬念，基本上符合市场预期。此前很多人相信，美联储内部已经存在严重的"鹰鸽之争"(鹰代表首先诉求反通胀，鸽代表首先诉求经济增长)，但现在美联储做了一个"折中混合"，不过，显而易见，5.5%的失业率更容易吓坏伯南克，CPI的上涨自然置于次要的位置。　　对于中国央行来说，当下为其提供了三幅不同的"参照画卷"：美国式、欧洲式和英国式。美国式意味着货币目标序列中，经济增长要优先于解决通胀；欧洲式则意味着警惕通胀高于一切，保持正利率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欧洲现在还在叫嚷着加息；英国则更为苛刻，英国人将通胀目标盯在2%左右，现在的通胀水平大约在3%，而英国人的利率水平则在5%，这也许是世界上"正利率最高"的经济体，尽管经济下滑的风险上升，但英国人似乎还对2%的通胀目标念念不忘，英格兰银行行长Mervyn King说，"不会听女妖塞壬的歌声，这歌声蛊惑我们未来继续下调利率来刺激经济"。　　这3幅"画卷"所形成的真实差异并没有被我们非常清晰地感知。大部分人还是简单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一种"合意的手段论"，而没有深究它本身的"社会公正"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需要既关注经济增长，又关注控制通胀。虽然出台的一些政策极大地影响了经济悲观预期，导致资产价格发生一些下跌。但就宏观经济数据而言，并非是明显的紧缩，例如中国的信贷增长数据和M2的增长率都不支持这一点。　　我们认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我们过于尊崇"货币数量论"的教条，认为消除通胀，根本是控制货币数量。当然，所有的通胀都是货币现象，紧缩货币是正确的，但是，对控制通胀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是"控制信用"。道理很简单，减少银行体系资金，但不提高银行信贷的成本，那么，在有限的资金下，银行和企业依然会发生强烈的借贷冲动。只要融资利率很低(甚至负利率补贴)，权势企业非常乐意在银行借到钱，与另外一家企业发生资金关系，后者再将钱存在其他银行，其他银行再对客户再放贷，最终的结果是，即使银行体系资金减少(在提高存款准备金的调控下)，但全社会的M2(现金+活定期存款)依然是飙升的，而M2直接决定了通胀的总水平。这也是中国央行频繁使用准备金率都不得要领的机理所在。相反，如果提高融资成本、像提高准备金频率那样加息，那么将极大地抑制社会的信用扩张。各国经济史已经证明，调控经济不仅需要货币数量论(例如调控准备金率)，更需要泰勒规则(用利率调控)。这也提醒我们，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上升并不是主要矛盾，是可以通过准备金和央票回笼政策来控制的，但信贷的控制(加息和对上游的信贷严厉控制)却是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美国最近的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不久前美联储的大规模的直接货币注入行为造成了基础货币的上升，但却对通胀构成直接冲击。实际上，美国的M2增长率从过去12个月的6.3%上升到最近6个月7.7%的增长水平，主要是因为降息带来美元贬值产生的资产抛售，而不是基本货币乘数效应的放大。机理很简单，如果资产处于下跌，则导致融资成本上升，因为银行拒绝放贷(惜贷)，而这一拒绝直接限制了银行资金的"出笼"和基础货币常数的扩大。毫无疑问，恰恰是信用抑制成为阻止通胀的主要力量，而不是货币总量控制。于是，中国央行在控制通胀的时候，优先手段是加息，而不是提高准备金。（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文